六壬最先出，奇门次出，太乙晚次出出
六壬源流
太乙、奇门、六壬为三式之学。而六壬一术，其传尤古。清朝六壬家程树勋认为六壬最先出，奇门次出，太乙晚出。六壬纯用干支神将推演，并不用九星、八门、文昌计神等项，以是知其先出。奇门所用天三门、地四户、天马方则采用六壬之占法。太乙所用九星、八门、五符等类，则采用奇门、六壬，故断言奇门、太乙皆在六壬之后。
六壬术源本律历，旁通羲象，组织繁复，义理玄奥。其最早之形成，当在春秋时期，略晚于《周易》。《国语·周语》载有周景王向伶州鸠问律：
王曰：“七律者何？”（伶州鸠）对曰：“昔武王伐殷，岁在鹑火易隐燕六壬三馆，月在天驷，日在析木之津，辰在斗柄，星在天鼋。……岁之所在，则我有周之分野也，月之所在，辰马农祥也。……自鹑及驷七列也。南北之揆七同也，凡人神以数合之，以声昭之。数合声和，然后可同也。故以七同其数，而以律和其声，于是乎有七律。王以二月癸亥夜陈，未毕而雨。以夷则之上宫毕，当辰。辰在戌上……”由以上文字，当看出是六壬术中天地盘上下相加之模型，即源本于律历者。
六壬根于天文，以月将加时，演四课而发三传，用以模拟事物运动发展的过程，即乃干支五行配合成课而推算，后人虽列六十四课体来比附六十四卦，但其内在体系与周易卦爻并无相涉，二者是各自并行的学术系统。《后汉书·律历志》亦有“古之人论数也，曰‘物生而后有象，象而后有滋，滋而后有数。’然则天地初形，人物既著，则算数之事生矣。记称大桡作甲子，隶首作数。二者既立，以比日表，以管万事。”无片言只字提及卦爻。以至于清朝六壬家张鋐著《六壬说约》，有谓六壬当始于大桡，成于隶首之言论。
今世所传之六壬占卜书年代最早者，为《黄帝龙首经》、《黄帝授三子玄女经》、《黄帝金匮玉衡经》三书。晋葛洪《抱朴子·遐览篇》有《龙首经》之名。《隋书·经籍志·五行类》有《黄帝龙首经》二卷。查《龙首经》中所占诸术，第十法云：“功曹廷掾为土官……外部吏及内不属五曹者，皆属功曹”六壬最先出，奇门次出，太乙晚次出出，第四十九法“占诸吏谋对计簿当见上官知喜怒法”中有：“欲见王者以天一，诸侯以太常，将军以勾陈，卿相、二千石以青龙，令长以朱雀”，皆汉时官制。《汉书·翼奉传》所述：“知下之术，在于六情十二律而已。北方之情，好也，好行贪狼，申子主之；东方之情，怒也，怒行阴贼，亥卯主之。贪狼必待阴贼而后动，阴贼必待贪狼而后用，二阴并行，是以王者忌子卯也。”以及“师法用辰不用日，辰为客，时为主人。见于明主，侍者为主人。辰正时邪，见者正，侍者邪；辰邪时正，见者邪，侍者正。”即是六壬占法，与《龙首经》第九法“占知臣吏心善恶法”相通。以上确证《黄帝龙首经》是汉时之书，六壬术的占法在汉代即已成型。而《黄帝授三子玄女经》、《黄帝金匮玉衡经》虽亦为汉时之书，似当略早于《龙首经》。北齐颜之推《颜氏家训》卷第七杂艺第十九载：“吾尝学六壬式，亦值世间好匠，聚得《龙首》、《金匮》、《玉爕》、《玉历》十许种书，讨求无验，寻亦悔罢。”颜之推因不得其法，以致执假失真，未能有所获。
东汉时，赵晔的《吴越春秋》和袁康的《越绝书》二书，杂有六壬占卜的内容易隐燕六壬三馆，二书属所谓杂史一类的散文，的内容都是叙述春秋末年吴越争霸的史实六壬最先出，奇门次出，太乙晚次出出，主要是根据《国语》，同时还兼采《左传》、《史记》的记载。鲁迅《中国小说史略》第二篇《神话与传说》中写道：“赵晔之《吴越春秋》，袁康、吴平之《越绝书》等，虽本史实，并含异闻。”可知二书，虽本史实，但并非史书，在故事铺叙和人物描写上，两书都有不少夸张和虚构的地方，其中显然融入了有关的民间传说，或参杂其它已佚亡的史书写成，而据二书中有伍子胥、公孙圣、范蠡等人的各类占断，均是用的六壬术，并疑其中有“刑德”、“丛辰”、“孤虚”诸法，只是语焉不详，然俱包含在六壬占法之类易隐燕六壬三馆，另外似夹杂有太乙术的一些术语。